作為服務提供者、政策倡議者、研究工作者，我們很清潔互聯網的無比潛力與重要性。對於醫療與社會服務，互聯網有助我們傳遞資訊、增加工作效率，如集中處理個案資料、網上進行公共衛生教育等等。對於研究工作，互聯網給予我們大量的資訊，便利我們翻查文獻、尋找最新的科研知識等等。然而，對於病人、服務使用者呢？今日跟大家分享筆者作為病人的一段故事。
話說，筆者也是一位先天病患者，乃公共醫療服務之常客。因病之特殊罕見，筆者小時候就曾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接受「效果不明」之治療，也曾多次試藥，卻屢試無果。就讀中學期間，有一次主診醫生從海外會議回來後，建議我一試 Ephedrine，卒之這就成了我長期服用的藥物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這隻藥副作用大，而且香港幾乎只有我一個用，但這隻藥使我的體能提昇頗多，故我一直依賴著它。它自此支撐著我的日常活動，爾來八、九年矣，甚至，我亦因此成了醫生一份醫學論文之報告對象。我長期服用頗高劑量之Ephedrine，期間熟悉我的主診醫生終究轉了（因為不再是兒科病人），藥物也一直照服，覆診亦只是循例的。直至今年，醫生、藥房突然告訴我，藥廠停產Ephedrine了，若從其他國家入口此藥會有入境問題，須待衛生部分審批文件，未能趕及供應Ephedrine給我。因此，醫生就給了我幾個試藥方案，包括試一隻小時候試過但當時似乎無效的藥。因為制度的問題而被迫轉藥，而給我考慮的時間亦不多──因為僅餘的舊藥快到期了。這時候，我不得不感謝現今互聯網之發達便利，我再次翻查相關疾病和藥物的文獻，我發現Ephedrine始終是最多臨床證據和文獻支持的藥物，而在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之下，Salbutamol可能可以作為替代藥物。於是，我決定，除非醫生給出的藥物是有文獻支持的（即跟我找到的一致的話），否則我不胡亂試其他藥──因為小時候試藥通常也有頗大的反效果。結果，入院試藥當日，醫生給出的其中一個方案，果真是Ventolin（即Salbutamol）。卒之，Salbutamol成了我的新藥，儘管它藥效似乎較不明顯，但副作用相對較輕，而且藥廠供應較穩定。
筆者相信，隨著市民教育水平愈益提高、互聯網愈來愈普及，很多病人會上網找健康資訊。我也深深受惠於互聯網之便利。當然，並非所有人都會鑽進醫學文獻裡找資訊的，因此坊間的健康網頁的知識是否正確、有否定時更新就是一個大問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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